让泉流韵 善治生春——安徽滁州“有让”精神的文化溯源、治理建构与司法实践

　秋日清晨踏访琅琊山，桂香浸着薄雾弥漫山谷，山路上晨练的市民步履轻快，衣袂带风。醉翁亭前，泉声叮咚入耳，这泉便是闻名遐迩的让泉。双泉迸出于石隙之间，一盈一虚、交替涌流，千载以来此消彼长，始终互不相争、共生不息。

这两汪泉水中藏着滁州深厚的文化根脉。欧阳修主政滁州期间，以宽简治滁、与民同乐的政风涵养一方水土；滁州籍最早的中共党员黄让之舍己为公、甘于奉献，为传统礼让文化注入了厚重的红色内核，铸就“礼让﹢奉献”的双重精神特质。千年文脉沉淀为治理哲思，滁州人从双泉共生的自然奇观中解码文化基因，打造以“互让、谦逊、奉献”为精神内核的“滁州有让”基层治理品牌，成为滁州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特色抓手。而滁州法院将“有让”精神与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深度融合，嵌入多元解纷全链条，走出了一条兼具文化底蕴与法治温度的特色司法之路。

泉喻启智 文脉传薪

“山行六七里，渐闻水声潺潺，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，让泉也。”让泉之名，最早见于北宋嘉祐年间苏唐卿篆书《醉翁亭记》碑（文稿经欧阳修本人审定），后世通行刻本多传抄为“酿泉”。清代康熙年间，滁州知州王赐魁亲笔题刻“让泉”二字立碑于泉侧，正式以官方碑刻形式确立其名，泉边现存的楷书“让泉”碑即为其所题。

到访过醉翁亭的人，大多会被让泉的独特之处吸引，“双泉交替、互让共生”的自然形态实属鲜见。地质学上，双泉同出一脉，因地下水位的周期性涨落而形成此消彼长的涌流规律，却始终互不侵扰、各得其所。古人观此异象后，名之曰“让泉”。一个“让”字，道尽了东方文明对自然秩序的深刻体悟。在传统认知中，“让”不是退缩，而是一种共生的智慧；不是牺牲，而是一种平衡的艺术。

欧阳修无疑是最早将这一自然意象升华为治理理念的先贤。《醉翁亭记》中“酿泉为酒，泉香而酒洌，山肴野蔌，杂然而前陈者，太守宴也”，看似写宴饮之乐，实则暗含为政之道。他在滁州推行宽简之政，不尚繁苛治迹、不求虚名声誉，宽简而不扰民，本质上就是一种“让”的治理哲学：官府与民相让，不与民争利；政事与民俗相谐共生。滁州“岁丰物阜，民安乐其俗”，成为北宋地方治理的典范。从山水之“让”到为政之“让”，欧阳修为滁州埋下了礼让治理的精神种子。

以当代视角审视，让泉所蕴含的进退有度、共生共荣的哲学，与基层治理“共建共治共享”的理念有着内在的价值同构。现代治理不再是单向的管控，而是多元主体的协同互动；不是零和博弈，而是互利共赢。这正是“有让”精神能够跨越千年、融入当代的深层逻辑——它既是乡土中国的自然智慧，也是现代治理的普遍规律。

北宋以降，滁州代有贤宦，多以宽和养民、礼让化民为执政要义。欧阳修之后，辛弃疾出任滁州知州期间，同样奉行宽简之政，招抚流民、恢复生产，在战乱之中为百姓留下了一方休养生息之地。明代正德年间，王阳明在滁州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期间，于琅琊山下聚众讲学，开启王门从游之学；同时探索基层自治实践，建马政街、设保甲、安民生，以心学义理教化百姓，将谦和礼让的治理理念融入乡土社会秩序，为其后来的乡约治理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。

儒家文化的乡土浸润，让礼让精神从官方倡导变为民间自觉。桐城“六尺巷”的故事在皖东大地广为流传，“千里修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”的诗句妇孺皆知，成为民间处理邻里关系的价值准则。在传统村规民约中，“和为贵、让为先”始终是核心内容，宗族调解、乡里评理等民间解纷方式，无不贯穿着互谅互让的原则。这种朴素的共识，构成了“有让”精神最深厚的社会土壤。

近代以来，红色革命又为传统礼让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。安徽天长铜城人黄让之，1923年考入素有“东方红色大学”之称的上海大学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目前已知滁州籍最早的中共党员。在上海大学求学期间，他与瞿秋白、邓中夏等革命先驱共事，在革命洪流中淬炼成长。北伐战争期间，他进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任股长，与时任宣传科科长的郭沫若一道开展革命宣传工作。1933年，黄让之赴福建参与了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，开展联共反蒋抗日活动。他以“让”为名，行奉献之实，舍己为公、甘于奉献，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“让”的更高境界——从个人之间的谦敬礼让，升华为对民族与人民的使命担当。红色基因的融入，让“有让”精神突破了传统儒家伦理的范畴，厚植了为民服务的价值内核，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有机融合。

“滁州有让”治理

品牌的建构进入新时代，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，滁州开始系统挖掘本土文化资源，将散落在历史与民间的礼让智慧系统化、品牌化，推动“有让”精神从文化理念向治理制度转化。

2025年，滁州市开始正式打造“滁州有让”基层治理品牌。该品牌成为市委书记领办的党建项目，将“有让”精神纳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总体框架，确保了品牌建设的政治方向与推进力度。

经过系统提炼，“有让”精神的核心内涵被界定为“互让、谦逊、奉献”。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导，系统构建以基层组织领“让”、文化传承育“让”、议事协商互“让”、多元协同聚“让”、下沉网格助“让”、新兴领域促“让”、志愿服务崇“让”、群策群力守“让”为核心的“八让”工作框架，形成了配套完善的体系化治理指引。同时，推行三大核心工作机制：构建“1﹢5﹢N”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，以综治中心为枢纽、专业调解力量为支撑、基层调解站点为延伸，分层递进化解纠纷；固化四项基础工作机制，推动矛盾前端防控，实现“治未病”治理目标；升级“亭治慧”数智平台，拓展积分礼遇模块，推动治理理念从“要我让”向“我要让”转变。

滁州市构建了“市级统筹、县域培育、乡镇落地、村社践行”的四级治理体系，将“有让”精神层层传导，落实到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。市级层面负责顶层设计、制度建构与品牌推广；县级层面结合本地特色培育子品牌，探索差异化实践路径；乡镇层面建立实体化工作阵地，统筹辖区内解纷资源；村社层面依托议事协商委员会、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，开展日常纠纷排查与化解工作。

截至目前，全市已建成116个乡镇调解员工作室、1236个村社议事协商委员会，形成了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的治理网络。这些阵地不仅是纠纷化解的场所，更是“有让”精神的传播载体。通过常态化的议事协商、纠纷调解，礼让理念逐步融入群众日常生活，实现了治理理念与治理网络的同步覆盖。

凭借全域治理的扎实成效，滁州市连续两次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，创成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，“滁州有让”入选全省基层治理典型案例。

在“滁州有让”品牌框架下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结合自身的文化禀赋与治理实际，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县域子品牌，形成“一县一品、百花齐放”的治理矩阵。如天长市依托深厚的红色文化与孝文化，打造了“礼润千秋”品牌，将礼让与孝道相结合，融入基层治理各环节；天长市千秋街道胭脂社区深度挖掘黄让之的革命事迹，打造了“让之廊·胭脂钥”议事长廊、“迁就有让”文化墙，将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与礼让文化结合，成为社区治理的特色文化符号。全椒县以儒林文化为底色，推出了“儒林所愿”品牌，发挥乡贤文化的治理作用；定远县融合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打造了“定舒心”品牌，构建源头防控、排查梳理、纠纷化解、应急处置的全链条工作机制。

与此同时，治理的边界也在不断拓展。传统的“有让”实践多集中于邻里纠纷、家庭矛盾等民间小事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逐步向物业纠纷、劳动争议、涉企纠纷、生态环境等新领域延伸。针对不同领域的矛盾特点，各地探索出差异化的“让”治模式，让礼让智慧适配现代社会的多元治理需求。

“有让”精神的生命力，最终在于民众的认同与践行。滁州注重激发民间内生动力，通过队伍建设、规则引导与榜样引领，让礼让从制度要求内化为群众的行为自觉。各地普遍建立乡贤调解员队伍，吸纳退休干部、老教师、老党员等人员参与纠纷调解。同时，各地对传统村规民约进行修订完善，将“有让”精神融入其中，通过柔性规则引导群众自我管理、自我约束。此外，“礼让车主”“好邻居”“最美调解员”等评选活动的开展，树立了一批身边的礼让榜样，发挥了强大的示范引领效应。

司法实践丰富“有让”精神

业主王先生在亲属的搀扶下缓缓落座于“同乐微法庭”，尚未开口，陪同的家人已哽咽。因长期拖欠物业费，他被物业公司诉至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。

“您慢慢说，相信双方能好好沟通。”承办法官轻声安抚后，他家人道出原委：2023年王先生遭遇重大车祸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，日常起居全靠家人照料，前期治疗已耗尽家产、四处举债；其妻身患慢性病，需持续服药。家中无稳定的收入来源，全靠亲友接济维持生计，物业费实在无力承担。

法官随即与物业公司沟通：“依法收取物业费是企业的合法权益，但也倡导互让共济的有让精神。这个家庭突遭横祸陷入绝境，还望企业换位思考、体谅难处。”物业公司核实了情况后表示，此前只知晓欠费、不了解背后隐情，经专题研究，本着人文关怀与互让理念，公司决定全额减免王先生拖欠的11411元物业费。王先生家人连连向法官和物业公司致谢。这是“有让”精神融入基层司法、实现案结事了的生动实践。

如果说全域治理是传播“有让”精神的广阔舞台，那么法院系统的多元解纷实践则是其中的精彩篇章。滁州市两级法院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、治已病，更要抓前端、治未病”的重要指示，坚持把“有让”精神与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深度融合，构建起分层递进、多元协同的解纷体系，从前端防线、方法创新到协同格局，形成了完整的制度链条，实现了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司法制度的有机衔接。

在前端防线建设上，大力推进解纷阵地下沉、前移，织密源头防控网络。全市基层法院普遍将民商事立案服务窗口进驻县区综治中心，由法官全程开展业务指导，引导特邀调解员对适宜调解的纠纷开展先行调解，打通庭前调解与司法确认的无缝衔接通道。与此同时，法院在城市社区、产业园区、乡镇设立一批诉调对接工作站与巡回审判点，将司法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和企业生产经营一线。通过建立“纠纷排查在平时、基层调解在先、法院诉讼断后”的分层过滤机制，大量婚姻家庭、邻里相邻、物业服务、小额买卖合同等常见纠纷在诉前阶段就得到了柔性化解，真正实现了“矛盾不上交、纠纷就地解”的治理效果，也让“互让、谦和”的治理理念在源头防控环节落地生根。

在解纷方法上，滁州法院紧贴本土治理场景与纠纷类型，探索出一系列贴合实际的特色工作法。商会调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解纷品牌：邀请商会会长担任特邀调解员，依托商会的专业优势与企业信任基础，将礼让协商理念融入商事争议化解全流程，有效降低企业的解纷成本，助力优化营商环境。

针对行政与民事交织的工伤类纠纷，滁州中院与市人社局、司法局建立联动调处机制，打破了工伤行政认定与民事赔偿诉讼的程序壁垒。南谯区法院联动区人社局、司法局成立了“连心谯”工伤争议全流程联调工作站，将互谅互让的治理理念融入工伤争议化解全过程。

在协同格局上，构建起多元力量联动共治的工作机制。法院主动加强与工商联、人社、住建、总工会等单位的对接，建立联动机制，整合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、行业调解多方面资源，形成解纷合力。同时，完善特邀调解员制度，将大批乡贤、“五老”、行业专家纳入调解员名册，借助他们在民间的威望与专业知识，配合法官开展调解工作。法院将调解贯穿立审执全过程，以实质解纷助力社会治理。

人民法庭是司法服务群众的最前沿，也是“有让”精神落地生根的主阵地。滁州各基层法庭立足辖区禀赋、紧扣治理需求，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基层司法融入路径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、柔性化解。如南谯区法院乌衣人民法庭推行了“一点一站一庭”便民解纷模式，线下布设“亭和美”解纷站嵌入基层综治中心，线上运行“谯解纷”智慧平台联动网格预警，将互让谦和理念融入庭前调解与就地化解，成功入选全国首批“枫桥式人民法庭”。

文化赋能基层治理的滁州启示

“滁州有让”治理品牌的落地生根，不仅是地方治理的创新实践，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法治建设提供了鲜活样本，为基层治理法治化探索出文化支撑路径，带来了诸多启示：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，不必舍近求远。滁州从让泉“双泉交替、互让共生”的自然意象中提炼哲学内核，从千年治滁文脉中挖掘治理智慧，将散落的文化符号系统整合为“有让”治理品牌，完成了从文化资源到治理效能的转化。这一实践充分印证：认真深耕本土文化禀赋，把身边可见可感的历史文脉、治理智慧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，推动传统礼让精神向现代治理效能创造性转化，就能打造出群众内心认同、实践成效显著、具备内生持久生命力的治理范式。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，关键要找准与现代制度的结合点。“有让”精神没有停留在理念层面，而是通过构建市县乡村四级“有让”治理平台、1﹢5﹢N”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等一系列制度化设计，将矛盾纠纷消解在萌芽状态，化解在群众家门口。法院依托诉调对接站点、特邀调解员队伍、联调机制，分类打造商事、家事、工伤等特色调解模式，打通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行业调解与司法确认的衔接通道，将传统礼让智慧转化为可操作、可复制的解纷机制，实现了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法治的有机衔接与效能叠加。

基层治理法治化，不能只靠法律的单向推进，必须重视文化的柔性支撑。长期以来，一些地方陷入“诉讼爆炸”却“案结事不了”的困境，根源在于过度依赖刚性规则，忽视乡土社会的文化逻辑。滁州激活“有让”文化，用群众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引导纠纷化解，不仅提升了调解成功率与自动履行率，更修复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，从源头减少矛盾的复发。实践证明，法律是底线，文化是润滑剂；司法是保障，礼让是方式，二者协同发力才能实现良法善治，让法治更有温度、治理更有效能。

面向“十五五”时期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部署，“有让”精神的实践仍有广阔深化空间。紧扣规划提出的坚持党建引领、深化自治法治德治融合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、强化源头治理、推进智慧赋能等要求，可持续推动“有让”理念与智慧治理建设深度融合，优化在线调解智能服务场景，深化“数据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”改革；持续拓展涉企纠纷、生态司法、乡村治理等应用领域，健全多元主体协同的解纷机制，提高解纷实效，减少诉讼增量，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与和美乡村建设。同时，加强理论总结与成果提炼，将滁州实践上升为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治理范式，向更大范围传播“有让”治理智慧，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制度贡献地方经验。

琅琊山上泉水叮咚，越千年而不绝。欧阳修寓于山水的治理哲思，历经文脉赓续、红色淬炼，如今已深度融入滁州基层治理与司法实践的血脉中。以“让”为核，滁州走出了一条兼具中华治理智慧与鲜明地方特色的基层善治之路，让公平正义既有法度的庄严，又有温暖的力量。